科技創新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挑戰

在我國科技創新由跟跑向并跑乃至領跑轉變的今天,在以特朗普政府為代表的保護主義日趨抬頭、“逆全球化”現象頻繁顯現的今天,我國的科技創新發展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必須將科技創新活動置于全球維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角下予以審視,同時旗幟鮮明地繼續推動科技創新領域的開放發展,為我國創新型國家乃至世界科技強國的建設提供不竭動力。

當今世界,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伴隨經濟、科技全球化的進程,創新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具體體現在創新要素的全球化、創新主體的全球化、創新活動的全球化、創新影響的全球化以及創新治理的全球化。這也就決定了我國的創新驅動發展,必然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創新驅動發展,在享受全球化紅利的同時,也必然面臨隨之而來的挑戰。

創新全球化之面面觀 

以創新要素的全球化為例,從創新資金的流動來看,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普華永道針對全球創新1000強企業(以研發支出規模為標準)的調查顯示,2015年,全球創新1000強企業研發支出高達6800億美元,其中94%的企業在母國之外開展研發活動。從創新人才的流動來看,聯合國發布的《2015全球移民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球跨國移民總數達2.44億人,約占全世界人口的3.3%,其中包含大量經濟和技術類移民。從移民的流向來看,歐洲、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基本上都是“人才凈流入國”,國際移民占其各自人口總數的比例均超過10%,都在400萬人以上。其中美國每年接納移民總數超過100萬,加拿大超過20萬,澳大利亞、德國、英國、法國超過10萬。美國考夫曼基金會發布的研究報告則顯示,從2006年到2012年的7年間,1/4的美國科技型企業是由移民創立,在被抽樣調查的硅谷335家工程類科技型企業中,43.9%的企業是由移民創建。

再以創新產出和影響的全球化為例,從科技論文的產出來看,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2016年發布的《科學與工程指標》統計,2013年,地球科學、數學、生物科學、物理學等多個領域有超過20%的科研論文是國際合作的產物。而在天文學領域,這一比例更高達52.7%。而從專利產出來看,參與國際專利合作的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多,跨國知識流動日趨頻繁。據統計,在1981—1985年期間,共有92個國家和地區在美國專利商標局擁有授權專利,其中僅有13個國家和地區沒有加入任何跨國專利合作。而從1991—1995年這段時期開始,幾乎所有的專利授權國家均參與了國際專利合作,并且平均專利合作伙伴數增長了近2倍。國家和地區的平均合作次數則增長了6倍多,遠快于授權專利數的增長。從國際貿易特別是技術貿易的角度來看,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報告顯示:目前由跨國公司協調的全球價值鏈占到全球貿易總額的80%。另據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統計,與研究、開發、測試相關的技術服務出口,85%為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如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

除此之外,創新主體的日益多元化、創新(治理)規則的日趨全球化,也成為創新全球化的鮮明特征。根據OECD主要科技指標統計,2015年OECD國家研發總投入達到1.14萬億美元,而中國的研發投入高達0.38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0.46萬億美元的研發投入,高于歐盟0.34萬億美元和日本0.16萬億美元的研發投入。與此同時,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報告則顯示:2012年,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首次超過了發達國家,全球前5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國中,4個是發展中國家。創新主體日益呈現多元化,最明顯的標志是新興經濟體跨國公司的興起,根據咨詢公司Strategy &(其前身為Booz & Company)的統計,截至2013年底,全球2500家最大上市公司中,除傳統的“金磚四國”企業外,仍有270余家來自墨西哥、尼日利亞等新興市場的企業上榜,比例首次超過1/10。與此相應,上榜的西歐和北美企業占比則由2004年的七成下降至2013年底的五成左右。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正在逐步從創新全球化的“外圍地帶”,變為重要的參與者和活動者,而這又必將對創新全球化格局和各國自身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與創新要素、創新活動、創新主體的全球化相對應,全球性規則與議事制度對科技創新活動的影響也在日益加深。以專利制度為例,2000年以來,發達國家積極推進專利制度的國際化進程。2001年對“專利合作協議”制度進行改革、相互利用和承認審查結果的協調;2004年對專利法條約(PLT)與實質性專利法(SPLT)進行協調,統一各國專利制度各項內容。在SPLT協調完成之后,專利制度國際化重點將集中在一體化授權的制度協調,最終可能會出現全球專利制度。2006年11月,日、美、歐專利局長會議在東京召開,正式開始研究在專利領域引入相互承認制度。在國際貿易、特別是技術貿易領域,WTO相關規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對知識的全球流動起著重要的規制作用。主要國際標準化組織如ISO、IEC、ITU在極力擴大自己的版圖,新興技術與標準聯盟如W3C(萬維網聯盟)、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WiMax論壇等影響不斷提升,標準對創新方向與產業競爭的作用日趨重要,在下一代互聯網、電動汽車、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和產業領域體現的尤為明顯。與此同時,在應對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重大傳染病防治、反恐與安全、金融危機等方面,專門性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世界衛生組織、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作用日益凸現出來,在全球科技創新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的進步和面臨的挑戰 

應當看到,過去近40年來,同經濟領域一樣,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全球化環境下的開放發展。中國科學院發布的《2015科學發展報告》顯示,當年中國科技論文發表總量世界第2,僅次于美國,論文總引用次數世界第4,與排名第2、3位的德國和英國非常接近。與此同時,美國《自然》雜志2015年發布針對全球頂尖67本科技與工程期刊論文合作情況的統計則顯示,中國一半以上的高水平期刊論文發表源于國際合作,略低于美國的水平(60%)。在專利產出方面,中國不但本土專利申請增長迅猛,在2015年成為全球第一個在單年內收到專利申請超過百萬件的國家,在國際專利申請方面的成績也同樣讓人驚艷。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統計,2016年中國PCT專利申請數量超過43000件,與排名第二的日本(約45000件)差距很小。在PCT專利申請前50家企業中,中國企業占據5席,其中中興、華為兩家公司更是分列冠亞軍。在Strategy&公司統計的全球1000家創新公司 (The 2014 Global Innovation 1000)中,中國企業無論在數量、研發投入、還是營業收入所占份額的增長上,均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最新發布的 2017 年全球 50 家最聰明(Smart)公司中,共有9家中國企業上榜(含兩家臺灣地區公司)。眾多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我們在科技創新領域大踏步的“走出去”(如在境外上市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吉利、萬向等企業的海外并購)與“引進來”(如以“千人計劃”為代表的各類人才引進計劃)。也正因為如此,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發布的2017年度全球競爭力排名中,中國較上一年躍升7位至第18名。而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康奈爾大學等發布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中國的排名從去年的第25位升至第22位,并且是前25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國家。

與此同時,在我國科技創新由跟跑向并跑乃至領跑轉變的今天,在以特朗普政府為代表的保護主義日趨抬頭,“逆全球化”現象頻繁顯現的今天,我國的科技創新發展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具體體現在:首先,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新能源汽車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呼之欲出,各主要發達國家包括新興工業化國家均加強了在相關領域的部署和爭奪,我們在開放合作的同時也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甚至是新形式的“封鎖”(如國際交流與人才流動,跨國專利訴訟等),需要認真研究應對;其次,長期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科技管理領域形成了“內外有別”的管理體制,直至今天,在國際人才(包括學生)來華學習、就業、生活、發展等方面仍存在各種各樣的障礙,在國際組織、大學、科研機構來華“落戶”與開展業務等方面仍有著種種限制,在國內人員、企業和各類機構開展對外合作與交流,乃至到境外、國外活動與發展等方面,仍然受制于一些僵化乃至過時的規定,不利于創新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亟須予以改變;最后,從民間到官方,從科技工作者、企業人士到政府官員,我們對參與全球科技創新治理的規則與途徑尚不熟悉、缺乏研究,特別是缺少相關議題下的利益協調與解決方案提供能力,專業化人才和機構(如智庫)不足,對現有國際組織與渠道的利用不夠,在國家層面上缺乏戰略指導、資源投入與政策保障,亟須做好頂層設計、建立完善體系。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中最為活躍的因素,但科學變革與技術進步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乃至風險,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封閉起來,自己解決。從這個角度來看,必須將科技創新活動置于全球維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角下予以審視。對于中國而言,在外部環境紛繁復雜的今天,更應保持定力、練好內功,同時旗幟鮮明地繼續推動科技創新領域的開放發展,為我國創新型國家乃至世界科技強國的建設提供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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